邓小平为何成为江青的“眼中钉”？

作者：叶永烈

一方是邓小平，另一方则是江青——江青与王洪文、张春桥、姚文元结成同盟。邓小平成为了江青眼中的“钉子”。

当周恩来病情日益恶化之时，邓小平再度崭露头角，接过了周恩来肩负的重担，成为“周恩来第二”，也因此成为了江青的新对手。

1973年3月10日，邓小平重掌国务院副总理之职，自此正式成为周恩来同志的得力助手。

尽管他刚刚复出不久，邓小平在中共十大上仅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。然而，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，他并未跻身政治局。

中共十大结束才三个多月，1973年12月12日，毛泽东批评：“政治局不议政，军委不议军、不议政！” （注：《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》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。）

毛泽东提议，邓小平应担任军委委员及政治局委员职务。毛泽东强调道：“邓小平重返政治局——他本就是政治局的一员。此次，是他被政治局邀请归队，非仅我一人之邀。”

这得益于毛泽东事前与周恩来等人进行深入商讨，并获得了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赞同与支持。

12月22日，中共中央发布了一则通知：依照毛泽东主席的提议，中央作出决定：任命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，并参与中央的领导工作，其职务将在十届二中全会召开时予以追认；同时，邓小平亦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委员，将参与军委的领导事务。

于是，邓小平复出之后，攀上了新的高峰：从国务院副总理一职，跃升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，并兼任中央军委委员与总参谋长。在党、政、军三大领域，邓小平均肩负着至关重要的职责。

1974年4月10日，身着中山装、发型简洁的短平头，邓小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，登上纽约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演讲台。面对来自世界各国的代表，他从容不迫地阐述了毛泽东关于“三个世界”划分的理论。这是邓小平自“文革”风波中跌落之后，首次在国际舞台上公开发言，瞬间吸引了众多外国记者的瞩目。

外界媒体普遍预测：“这位精神抖擞的矮小结实者邓小平，无疑将接任周恩来，成为引领中国未来走向的总理。”

首先，鉴于总理目前病情严重，“第一副总理”代表着负责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；其次，若周恩来不幸离世，“第一副总理”顺理成章地将成为总理。

周恩来正式向毛泽东提出建议，主张设立“第一副总理”一职。毛泽东亦认同此提议，认为有必要增设此职位。周总理与毛主席都深知邓小平与张春桥之间矛盾尖锐，二人同为副总理，若不明确界定谁为“第一”，恐怕会导致国务院工作秩序混乱。

此前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派谁前往联合国时，江青激烈地反对邓小平去。

因此，在毛泽东挥笔写下那封“不见或许更好”的信件后的第七日——即1974年3月27日，他不得不再次向江青致以一纸书信。

江青：

邓小平同志出国的建议，是我所提出的，望您能够予以支持，不宜有所异议。请务必保持审慎，切勿反对我的看法。

毛泽东

3月27日

见毛信，江青收敛。

邓小平自联合国归来后，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身影愈发活跃。他伴随周恩来，频繁接待各国国家元首的莅临。每当毛泽东会见外宾时，邓小平总是一旁相伴。

自周恩来同志住院疗养之际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交由王洪文同志负责，国务院事务则由邓小平同志领衔主管，而军委事务亦由叶剑英同志掌舵。如此一来，党、政、军三大领域便呈现出了一种崭新的“三足鼎立”的格局。

尽管王洪文身为党的副主席，职位上超越了邓小平，但在政治阅历、工作才能以及理论素养方面，他显然无法与邓小平相提并论。

此外，邓小平的性格特质与周恩来迥异。匈牙利记者巴拉奇·代内什对邓小平的评述是：“勇于直言，从不盲目追随流行口号”；“邓小平与周恩来迥然不同，他的行事风格亦自成一格。周恩来擅长运用策略，力求在激流中保持平衡，却无法改变潮流的根本走向。而邓小平则不随波逐流，反而果断筑坝，阻挡洪水肆虐。”

周恩来对邓小平抱以无尽的信任。追溯至早年勤工俭学的岁月，周恩来与邓小平在巴黎初次相遇。半个世纪的深厚友谊，两人间始终亲密无间。正因如此，在1980年8月，面对意大利知名女记者奥琳埃娜·法拉奇的提问，邓小平如此回应：“周总理是一位一生勤勉、默默奉献的工作者。……对我而言，他永远是一位兄长。”（详见：《邓小平文选（1975~1982）》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，第307页。）

一边是邓小平，另一边则是江青，后者与王洪文、张春桥、姚文元结成了同盟。

邓小平成了江青的“眼中钉”！

本文节选自《“四人帮”兴亡》，作者叶永烈，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。

邓小平二度复出后，江青不高兴

作者 杨银禄

尽管在言辞上对相关决策表示支持，江青却对邓小平在1973年的重返政治舞台抱有不满之情。

1972年8月22日，江青莅临广州，届时她将与美国著名女作家维特克进行一场深入的交流与长谈。

在此时刻，江青在与维特克交谈之前，把我叫到了她的办公室。她对我说：“小杨，你先看看这份文件。”我接过文件，发现上面有毛主席的亲笔批示。当时江青正坐在沙发上，而我则站在她身旁，她的表情显得有些不自在。

她继续说道：

“小杨，主席的批示挺长的，如果你仔细阅读，时间就会拖得比较久。你站在那里，让我感到有些紧张。”她指着沙发说：“你过来，坐那儿看看，怎么样？”

“请总理过目后，转交给汪主任（汪东兴）负责印发给中央各位同志。邓小平同志所犯的错误确实严重。但应当与刘少奇同志的过错加以区分。（一）他在中央苏区时期遭受了不公正的打压，是邓、毛、谢、古四位所谓的“罪人”之一，被誉为毛派的代表人物……（二）他并无历史污点，从未向敌人投降。（三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作战，表现出色，立下了战功。……进城后，他也没有做错任何一件事情，比如他带领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谈判，未曾向苏联修正主义屈服。这些事情我之前曾多次提及，如今再次提起。”

我转身道：“江青同志，我看完了。”

她语气凝重地说道：“今日，我擅自违反了保密规定，竟让你得见如此机密的重磅文件。我之所以让你过目，是希望听取你对主席批示的高见，请谈谈你的看法。”

“我对所观内容尚未充分理解，故暂不敢妄加评论，唯恐言辞失当。此刻，我亟需聆听江青同志的高见。”

她眼神锐利地望着我，语气坚决地说：“听我告诉你，干嘛还犹豫着？你尽管开口，就算说错了也没事，不会因此受到责罚。放胆说出来，别有所顾忌，畅所欲言。”

我深知自己无法再回避，于是说道：“首先，从主席的批示中可以看出，邓小平同志与刘少奇同志确实存在着明显的区别，这是根本性的差异。其次，主席对邓小平同志的评价是积极的。以上是我的两点观点。”

江青追问：“你对邓未来的待遇有何看法？”

我想，这或许正是江青让我审阅文件的核心意图。我大胆推测：“或许主席有意要重用他，予以解放。”

对方回应道：“你的分析颇具道理，展现出了不俗的政治智慧和预见能力。我观察到主席已经坚定了重用他的决心，既然主席已决断，我自当不再多言。唯有遵从，毕竟下级应当服从上级。作为主席的弟子，我自当遵从老师的旨意，全力拥护并执行老师的决策。我深信主席的决策必定是明智的。”

1973年3月10日，党中央作出决定，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内生活及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。

江青审阅完文件后，不禁感慨道：“果然如你在广州所言，主席对邓小平的起用已初露端倪，这恢复职务便是明证。未来会如何安排，尚不得而知。我对主席的性格深有了解，他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，邓小平未来很可能被委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重任，毕竟总理的健康状况令人担忧。无论主席如何安排，我都坚决支持他的决定。”

然而，邓小平从江西回到北京并恢复了副总理职务后，江青并不高兴，显得烦躁不安。

某日，江青将邓小平召集至其居所钓鱼台10号楼，既未邀请他至办公室，亦未邀至客厅进行交谈，反而指示他在门厅等候。江青独自坐在椅上，邓小平则站立于其面前，静默聆听。江青开口道：“邓小平同志，你在‘文化大革命’期间确实犯下了错误。主席秉持着惩前毖后、治病救人的原则对待犯错之人。主席对你宽恕，不计前嫌，并将你与刘少奇严格区分开来，允许你重返工作岗位，并赋予你如此重要的职务，你理应感激主席的恩典。你应在工作中不断改正错误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关键在于是否勇于改正，改正了便是好事。”

邓小平仅言：“心怀感激，向毛主席致以敬意，亦对江青同志的提醒表示谢意。”